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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立志做“福尔摩斯”的私家侦探原正、拥正德，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判决结果，他们因违法获取公民个人资料，分别被法庭裁定服刑一年。

这起案件是中国司法史上首个私家侦探因非法搜集公民隐私信息被判刑的案例，他们的遭遇引发人们诸多思考，值得深入探究。

打工兄弟合伙办起私家侦探所

这家名为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的企业，表面看似声名显赫，但内部职员仅限于原正与拥正德两位人士。该机构的实际业务范畴，主要聚焦于私家侦探领域。然而，这两位从业者并未经过系统的侦探技能培训，对于如何从事私家侦探工作，他们同样缺乏必要的认知。

原正于1978年4月28日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市，曾经服役于空军部队，也曾经短暂担任过警察工作，之后进入一家涂料公司任职，期间结识了同在该公司工作的拥正德。2008年北京市举办奥运会期间，众多建筑工程项目暂停施工，导致原正的涂料业务遭遇严重困境。由于公司存在一些尚未收回的款项，原正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追讨欠款上。这件事件让他茅塞顿开，他发觉众多商人迫切希望探寻资产去向，恰逢其时，一位法律界同行向他提议从事“商业情报服务”能获取更高收益，他立刻联想到平日里关系不错的拥正德。

正德出生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地点是云南省武定县一个偏僻的乡村，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然而，他童年时期接触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因此对福尔摩斯怀有极大的敬意，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他并未意识到从事这类活动是违法的。当原正向他提议共同创办一家私家侦探机构时，他们迅速达成了共识。

后来，原正和拥正德各自出资6万多元，共同创办了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公司法定代表人选用了拥正德的名字，登记的业务范围包含市场调研、法律顾问、技术支持以及活动组织。原正清楚私下做侦探是违规的，因此在填写业务项目时，特意选用了些与调查业务相似的领域，以此规避了法律风险。不论注册登记时名称如何登记，公司实际从事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明确，就是私家调查服务。

原正先在网上的检索工具里键入私人调查员之类的字眼，没过多久就摸清了其他调查机构的操作方式，也瞅见了同行们的内部技巧。紧接着，原正注意到有人在网上明码标价兜售个人资料，他便学着按照客户的要求，从网络渠道购入相关情报，再转手以高价卖给客户。贩卖资料成了原正发家致富的门路。另外，他们还承接了婚外情查证这类业务。

日常里他们分工明确，原在公司里专职对接业务，负责核实客户提供的银行账户、不动产、汽车、通话信息这类个人资料，拥正德则专门处理跟踪拍摄等杂务。

依照检方所述：2009年6月至12月间，那两人利用网络平台公布企业相关资讯来开拓业务，应客户要求对婚外情状况进行监视和录像，查询个人银行账号、不动产、户籍登记等隐私资料，并且以此收取报酬来获取收益。

2009年12月28日，那个家伙在上班的地方，被冒充委托人的警察给逮住了。2010年3月23日，拥正德也被抓了。

“多管齐下”搞活经营的侦探所

原正为了拓展经营，从个人积蓄中支出资金，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智慧大厦获取了一处办公空间，并购置了摄影器材、录像设备、电子计算机以及隐秘拍摄工具，同时创建了专属的在线平台，此外，原正亦在百度搜索系统中投放了付费推广信息。

他们竭力赢得委托人的青睐和关注，为此搭建了一个展示平台，每当有潜在客户致电，原正便与其会面商议服务项目与费用标准，依据客户想了解对象的特定信息范畴，共同确定酬金数额，达成协议后客户需支付部分预付款，剩余部分待任务完成后再行结算，自从该平台启用以来，每日接到的咨询热线络绎不绝，每月大约能承接十几个委托事项。

进行隐蔽拍摄的大多数情形，涉及伴侣一方对另一方出轨的猜忌。原正曾向拥正德说明，实施偷拍必须注重跟随技巧，需要与目标人物维持四五十米的间隔，由于是陌生人，采取这种拍摄方式通常不会被对方察觉。原正传授给拥正德许多兵法知识，这些知识使拥正德在追踪方面很有帮助，虽然他作为私家侦探业务不熟练，但在数十次跟随拍摄过程中从未暴露，每次都能成功执行追踪工作。

2008年2月，他们经手的首桩业务是监视婚外情，一位女士怀疑丈夫与外地女子有染，并且对方还有一个非婚生子女。拥正德承接了这项委托，双方商定全天监视拍照的费用为800元，同时要求委托方支付40%的预付款。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拥正德携带装备对那名可疑人物进行跟踪拍摄，几天之内就掌握了关键证据，任务完成后收取了2000元的酬劳。

他心里清楚，偷偷拍摄婚外情、查探银行资料、调取通话短信记录、房产资料乃至个人病历，这些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法律是不许可的，他原本只想游走在法律边缘，不曾料到，最终还是越过了界限。

颇讲“职业道德”的私家侦探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先前为自己划定了职业操守界限。在从事私人调查行业之前，他确立了三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涉及政府部门、中央单位以及帮派势力，这些领域不予以调查。

在费用收取和处理调查资料保密层面，原正也严格遵循他的职业操守，特别是在侦查婚外情这类任务中，需要拥正德进行跟踪拍摄，拥正德每天都要携带摄像机、隐蔽式手表、录音设备等器材，持续跟随目标人物，对于目标人物的活动细节，比如外出时间，活动地点，乃至用餐对象和场所，都会一一记录后提供给委托方，接着彻底清除所有相关文件。

而原本由正干负责的那项工作，虽然不必承受风吹日晒，却要求更强的头脑能力。他主要任务是查寻银行账户记录、不动产资料、人口登记信息、手机通讯记录等。原正接到任务时，会先向其他几家资讯查询机构下达指令，等收到反馈资料后，他还要用各种方法去验证资料的可信度，比如地址数据他会亲自去确认，电话号码他会主动拨号，账户信息他会往里面注入少量资金，若钱款能成功存入就表明该账户有效。所有环节核实无误了，原正才会把最终确认无误的资料交给委托人。长期下来，原正的“敬业”精神受到了很多客户的尊重。

根据每项信息调查的具体内容，所设定的收费标准也互有差异，由于他是将业务委托给其他公司办理，因此赚取的利润仅限于中间的价差，并非丰厚回报，在所有查询项目中，涉及房产资料和病历档卷的收费最为昂贵，单次查询费用最高可达到2500元。

接受委托时，委托人通常需要先支付30%到40%的预付款，项目结束后再支付剩余部分。2009年，一位女士委托原正调查她丈夫是否存在婚外情。原正团队长期跟踪，但未能搜集到该女士丈夫婚外情的相关证明，最终他们白白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没能收到尾款。

另外，追查婚外情之外，追踪欠债不还的人也是原正他们主要做的工作。2009年6月，一位五十多岁的东北人找到原正，自称是某地官员，他称曾替一个北京人办理五百万的升职事宜，但事情未成功，对方不仅不还钱，还消失了。这位官员不敢报警处理，于是请侦探公司帮忙讨债。最后，原正和原德帮那位官员查到了那个人的住址。原正向官员收取了4500元，自己仅赚到1000元，至于委托人需要住址有何用途，他从不过问。

恪守职业操守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从不探听委托人查询他人信息的缘由。偶尔委托人会告知他，他却从不记下。原正虽然交易公民资料，却不对委托人以外的任何人泄露获取的内容，也不在网络上传播，并且自己也不留存相关记录。

高科技“大显身手”终东窗事发

房租、网络宣传以及先进设备，是东方摩斯商务调查机构的主要开销项目。由于私家侦探行业当前在中国未获法律认可，侦探机构仅能通过网络渠道进行公开推广。原先为机构网站实施的搜索推广服务，每产生一次点击需支付两到三元费用。现在，即便在搜索引擎的搜索框中输入“北京私家侦探”等字眼，东方摩斯商务调查机构的信息依然会出现在显著位置。

公司网站既能招揽生意，也充当了同行之间验证身份的工具。公司刚成立时，原正一心想快速步入正轨，特意从一家商家购入具备录影录音功能的微型手表，轻轻一按，这枚小巧的手表就能进行音视频记录。这种特殊商品不允许随意交易，必须出示工作证明和引荐函才能购买。那家店铺多次核查原正的公司网站，认定其为同行之后才同意供货。除开运用摄影器材实施追踪录像，拥正德还在互联网上购置了配备夜间拍摄能力的隐蔽手机，还有其他各类装置。

搜索结果首页的企业资料，在为原先创造丰厚回报的同时，也使他落入法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当局在推行“秋冬整治”期间，从数字渠道查获到先前散播的内容，声称能提供个人资料、不动产、金融账号查询，并且从事替人追讨债务、实施监控等业务。这些内容附有联系电话和即时通讯账号，核实后发现源头是北京东方摩斯商业调查机构。官方当天与“东方摩斯”取得联络私人侦探所，以商洽合作为由与散发者约定碰面。随后私人侦探所，警方在智慧大厦将原正抓获。

公安人员在搜查时还找到了照相机、摄像机、录音设备、隐蔽拍摄手表等与案件相关的物品，另外在原正的住处也发现了制服、手铐和写着“警察”字样的钱包，原正解释说手铐和钱包只是个人收藏品，而制服是因为冬天穿比较保暖。

那会儿，拥正德在湖南正忙于查办一桩婚外情案，原正忽然发短信告知他公司出了状况，让他别再回去。拥正德没敢再和原正直接沟通，而是偷偷摸摸返回北京，转行做了保安工作。到了2010年3月23日，拥正德在崇文门当保安期间，被警方抓捕并押送归案。

原正的“职业操守”帮了大忙，警方在调查中发现，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对承办的业务没有任何登记茂名私人调查公司哪家好，所有涉案的细节和数额只能依靠原正和拥正德的记忆，这让办案单位非常头疼。这起案件从2010年4月移交到海淀区检察院后茂名可靠私家调查公司，根据法律规定两次延长了审理时间，并且一次退回补充调查。这起案件之所以错综复杂，首先是因为找不到任何犯罪前科，其次牵涉的其他人员大多不配合警方调查，几乎都不承认曾聘请过私人调查员，许多原本正德和拥正德所陈述的内容都无法核实。依照“存疑不诉”的司法理念，检察机关最终只认定两人涉及的具体行为，仅限于陈先生要求查询张先生个人资料这一项。

陈先生之所以愿意为原正作证，是因为他被原正的“职业道德”所打动，同时也对私家侦探的禁令持有不同见解。他在法庭上表示，夫妻之间的不忠行为、财产的非法转移、虚假的资信状况、商业中的窃密行为、知识产权的盗版问题私人侦探所，乃至在招聘过程中存在的虚假欺骗，这些情况在法院审理时都需要当事人自行提供证据。当事人缺乏提供证据的本领，律师也不肯承担那些繁重且风险高的任务，那么为何不让私家侦探去处理呢？

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原正和拥正德在受审期间连法律顾问都没有聘请。他们在庭审过程中申辩时，也基本上用“我认罪”、“我确实有错”来回应检方的提问。

检察机关提出，2009年6月到12月期间，被告人原正、拥正德负责经营名为“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的机构，他们替人执行任务，追踪拍摄婚外情活动，调查个人银行账号、不动产、户籍资料等隐私信息，并且收取报酬获得收益。目前检察机关核实的被告从事业务仅两起，负责案件的海淀检察院戴检察官事后向媒体表示，其实两被告实际操作的业务很多，但由于多数委托人不愿承认委托情况，所以难以收集证据，可能觉得难以启齿，除了两人愿意作证，其他委托人均否认曾花钱找人调查，因此最终根据可查的资料只认定了一项事实，涉及金额大约四千五百多元。

庭审接近尾声时，拥正德表示，他当初认为这个行业能够获得收益才选择进入，然而他和原正各自投入了六七万元资金，最终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另一方面，原正则提到，北京市从事私家侦探业务的公司数量超过500家，全国范围内这类机构超过两万多家，相关从业者人数接近20万。他现在深感懊悔，认为自己不该触碰法律的红线。他告诫同行，在国家政策尚未明确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将侦探公司停办为好。” 黑 丁 范 静